安昌村地理位置

坍塌不全的土地庙戏台

村民黄堇纨带记者走访安昌

   “安昌”这座承载着美好期望的村庄与那些简单依附于地理位置、姓氏家族的村庄俨然不同，细细品味，它犹如一本厚重的历史书，期待着每一位探寻真理的读者。

漫步村中，仿佛行走在字里行间，在村内众多的庙宇、城阁和坍塌不全的城垣，以及一块块残碑断碣中，一点点揭示出安昌经历的沧海桑田，它们默默讲述着古老村落的兴衰，让人从这些细微的历史脉搏中渐渐体会出这个古老村落的不同寻常之处。东西阁上眺望古今

今天的安昌隶属于郊区马厂镇，是一座2700多人的大村庄，村里干净整洁，一派祥和。3月5日，当记者来到安昌村的时候，已近中午，忙碌的人们正在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中，各家各户的厨房里也渐渐传出了切菜、做饭和锅碗瓢盆的交响曲，我们的采访也在村民黄堇纨老先生的陪同下开始了。

黄老先生是一位退休语文老师，今年65岁，编写村志是他退休后的主要工作，也因为对村庄的热爱，他把这项工作当作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业，为后人留下最有价值的记忆。

黄老先生首先带记者来到了东阁。他说，村里原本有东阁、中阁和西阁，在东西走向上一字排开，原本是用来防御土匪和战乱的。中阁最高，但不幸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通电的缘故不得已拆掉了，只有东阁和西阁在一次次重修中得以再生。

顺着黄老先生的指引，走过曲折狭小的台阶，记者登上了东阁。站在阁楼上眺望，几乎整个村子都在眼里了，视线极好。他给记者讲述道：“在东阁的两边原本是厚厚的城墙，用来抵御土匪入侵和战乱，现在城墙早已不见了，只留下东阁耸立在村边，和西阁遥相呼应。其实这些阁楼就是古安昌的城堡之门，至今关闭城门的门枢石臼依然完好。阁上的碑记中也清晰地记录了匪寇的肆虐和百姓在荒蛮的时代里为求自保的措施。”

安昌早在明正德年间就已成镇，《潞安府志》记载“潞城六镇：曰黄碾、曰安昌、曰微子店……”明朝皇室沈王对安昌镇重修三嵕庙甚为看重，不惜出钱、出粮。清朝顺治年间《潞安府志》中“各乡有社仓……潞城四社在城、南垂、安昌、黄碾。”当时的安昌可谓盛极一时，辐射周边十几个乡村，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村里的三官庙前，黄老先生指着一块断成两截的石碑说道：“这上面记载着清朝乾隆三十年安昌的商号竟多达15家，涉及盐店、铁铺、当铺、杂货铺、绸缎庄等，有三合号、恒昇号、文盛号、增盛号、方兴号……农商并举的局面不仅繁荣了安昌，更为潞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安昌村行走，仿佛越走离历史越近，但是那些满载着记忆的残垣断壁似乎又时时刻刻宣告着那段繁华的历史早已远去。或许，只有在东阁或者西阁上极目远眺，才能让每一位想了解安昌的读者看到历史深处那段挥之不去的灿烂记忆。双层墓葬全国惟一

2011年10月6日，在安昌村一家建筑材料工厂里，两辆大型挖掘机正在取土扩建场地，突然，挖掘机司机一声惊呼：有古墓！企业负责人在命令停工并隔离保护后，迅速将此事上报。

10月8日，经过两天的准备，长治市郊区文物旅游中心的工作人员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组成考古队，着手开始对工地上的两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的考古人员仔细辨认后，确定这两座古墓为金代墓葬，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其中一座双层阁楼墓室极为罕见。

两座墓葬相隔4.5米，坐北朝南，顶部呈穹庐形，内部呈正方形，为仿木结构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而且还是家族合葬墓。两座墓室不同之处是，一座是单层墓葬，另一座则是双层阁楼式墓葬。

墓葬的精美程度，连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的杨林中站长也赞叹不已：“3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阁楼式墓葬，为研究当时上党地区丧葬文化，以及社会经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据杨林中介绍，双层阁楼式墓葬为砖雕仿木两层楼阁式建筑结构，高5.5米，直径2米。上下两层共有墓室17个，最小的墓室0.23平方米，最大的墓室1.32平方米。墓壁同样用青砖砌成，墓内雕刻着门窗、斗拱、立柱、檐椽、瓦脊等，墓壁上画着墓主人生前用过的水井、碾子、石磨等生活用具。

这金代双层阁楼式墓葬入选“2011年度中国十大文物事件”。省文物局专家介绍，此墓葬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座双层阁楼式墓葬。它已经成为安昌村名扬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一张名片。

考古发现证实，每一座古民居和古墓葬都不是孤立的，古代墓葬和同时代的民居有着互为印证的关系。由此看来，长治在金代就已经有类似现代复合户型的双层阁楼式民居。时隔900年，面对这座精美的双层阁楼式墓葬，我们仿佛还能看到，在战火之后，上党大地依然生机勃勃，坚固耐用的房屋瓦舍下，人们正播种着希望。花甲老人记录历史

安昌的过去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安昌的现在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安昌人觉得他们土生土长的故乡需要精神的积淀，需要文化的传承。于是在支、村两委的大力倡导之下，两位花甲之年的热心老人黄堇纨和史建设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编写村志的重任，意在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带领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黄老先生始终透露着一股对乡土文化充满热情的精神气，村里的每一处古迹，他都了如指掌，就连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故事他都非常有心地收留起来；还有那些需要仔细辨认的碑刻，他都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了下来；从各种历史书籍中对安昌的记载，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他都收集无遗……他和史建设老先生一起，像两位在安昌历史长河中行走的蹒跚老人，只为能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文化记忆，他们把所有困难都抛在了脑后。

在西阁旁边坍塌不全的土地庙戏台前，黄老先生饶有兴致地讲起了当年修建此庙的故事。故事讲完之后，记者发现他陷入了短暂的深思，记者随即问道：“黄老先生也和这座戏台有故事？”他笑道：“我的父亲曾经在这座戏台上唱过戏，听人们说非常受欢迎，完全不亚于现在的明星。”紧接着，他的音调转入了低沉：“但是当父亲离世的时候，我才5岁，没有时间好好看父亲唱一次戏。”

记忆有甜也有苦，有悲也有喜，有时候，最值得记住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甜蜜的回忆，更夹杂着许多忘不掉的苦涩和酸楚。恰如安昌，它留给上党大地的不仅仅是一部商号林立、繁荣昌盛的过去，更是一本读不透的历史书。